大都市上海，同样有悠久的历史，有先人生活的痕迹，也有历经数千年沉积发育的三角洲。如今的行*区域中，也包含着嘉定、松江这样的古城。
我们向前回溯，探寻上海在行号图之前的故事。这些故事可能围绕着江与海展开。
无论良渚、马家浜，还是马桥、广富林，都离不开水这个关键字。借由水这条脉络，可以解释上海与江南腹地的关系，吴越文化的异同，农耕与城市的相互作用等。而放眼更长的历史维度，在这个问题的答案中，可能隐藏着城市的未来。
在
这场活动
中，我们不仅追溯“行号图”时期的上海，还进一步上溯至填河造路时期的上海、开埠时期的上海、建城时期的上海，甚至最早人类活动时期的上海。结合近年来在上海城市内的考古新发现，探讨上海的地貌变化和人文环境的变化。以下是上海博物馆馆员张经纬的分享。
申城寻踪
年上海博物馆策划了一场非常有价值的展览——“申城寻踪：上海考古大展”——分别由三大板块组成，分别是“文明之光”、“城镇之路”和“古塔遗珍”。显而易见，这一展览旨在纠正人们长期以来的一些认识误区：上海从近代开埠以来，并没有悠久的历史，最远只能追溯到元代建立的上海县。
此次展览的重中之重，即是第一板块“文明之光”的设置，它将上海的历史追溯到了距今六千年前的先民。上海地区早期规模较大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可以追溯到发源*兴南湖的马家浜文化。年的崧泽遗址，曾出土一个25-30岁的男性头骨，是上海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先民，名正言顺地被称作“上海第一人”。这些上海先民种植水稻、驯养家畜，烧制简单陶器（以没有底足的釜、盆为主），并已掌握纺织技术。
随后出现在上海地区的先民，是距今五千多年的崧泽文化人群。这些新人带来了可供开荒的石犁，可供蒸煮的陶甗、陶鼎，改变了本地的生活形貌。从那些带有三足的外来器物可以推测，他们很可能来自西部，与中原相连的大别山北部地区。
但不论是马家浜还是之后出现的崧泽文化（甚至再之后西来的广富林文化），都不及浙北余杭的良渚文化的影响深远。良渚文化以长江下游三角洲及杭嘉湖平原一带为中心，“沿长江向西直至长江中游地区”，顶峰时期与“江淮东部、江苏北部”联系密切（陈杰，《实证上海史——考古学视野下的古代上海》，第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其在距今五千三百年到四千五百年的近一千年时间里，都保持了相当的繁荣度。
发源于浙北的良渚文化在上海地区的代表就是位于青浦重固镇的福泉山遗址，经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以来经过多次挖掘，清理出宋、唐、汉、战国、良渚文化、崧泽文化墓葬共座，以及良渚文化祭坛和崧泽文化居址等多处重要遗迹。不但出土了“石犁、石镰、耘田器、斜柄石刀”等先进农具，还显示了更丰富的物质生活。相比之前朴素的墓葬规模和随葬品，福泉山遗址的贵族墓地所出土的“玉琮、玉璧、玉钺、象牙权杖等象征身份的礼仪用器”（上海博物馆编，《文明之光》，第22页，上海书画出版社，），向我们展现了一个超出一般印象的古代东南海滨景象。甚至有人依此提出了一个“福泉山古国”的设想，认为这个古国可以作为良渚文化的一方诸侯而存在。
到福泉山遗址参观过的观众都会对此留下一定印象：福泉山人居住在干栏式房屋中，主要建材为竹或木，房屋上覆茅草、芦苇，为通排大屋。饲养猪、狗等牲畜，躬耕于稻田，多食螺、蚌等水产。
在良渚文化走向衰落的四千五百年前，一些来自大别山以北江淮地区的人群再次来到了上海松江的广富林地区。他们和随后南来的马桥文化人群一同，构成了上海最后的史前人类。因为再往后，中国的历史就进入了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夏商周）阶段了。
另一个困境
有关上海史前的考古记录基本止于此处。虽然广富林遗址还存在从周代直到汉代的建筑遗址，出土了板瓦、地砖等构件，“尤其是地砖同长安未央宫使用的地砖形制相同，表明汉代的广富林可能存在规格较高的官署性质的建筑”（上海博物馆编，《城镇之路》，第14页，上海书画出版社，），但是有关上海的明确建制，还要等到公元年（唐天宝十年），华亭县（相当于今天嘉兴、海盐和昆山三地）的建立。
因此，修正一个误区的同时，我们的考古工作者又不得不面对另一个困境。在年前繁荣的良渚文化（包括后起的广富林和马桥文化）之后，直到唐代的华亭县之间，上海的历史仍然存在一段巨大的空白。
要解开这个困境，需要我们换一个思路来理解上海的历史。我们今天探索上海的历史，往往站在今天19世纪开埠以后确立的上海格局来追溯过去。然而，仅从历史地图上看，哪怕是今天上海核心的浦西地区，在两千前的秦代时，都尚未成陆，更别提更东面的浦东地区。我们今日所见的史前上海的历史遗迹，全都位于上海行*区域的西部，且俨然有序呈带状分布。
我们从相对较晚的遗迹中同样可以发现类似的规律。笔者曾经研究过春秋时期，吴、越两国分野的变化。随着越国北进，吴国南退，两国之间的动态边界上留下一系列地理界碑。当我们把这些界碑有序地串联起来，就会发现，这一古人类活动频繁，反复拉锯的区域，其实呈现了一种围绕太湖东南部成弧形展开的分布。
于是，一个全新的视角由此出现。这要求我们将上海还原到一个更大的体系——环太湖流域以东这一整体范围加以考察。上海发现的所有遗址都分布于今天市区西部，原因就在于，距今年前，在长江入海口南岸因泥沙沉淀形成沙咀。“沙咀区域地势较高，沙咀以内变成海湾。在沙咀东侧的海浪波涛冲击下，将近海泥沙和贝壳残骸堆积在沙咀上，吴淞江以南地区形成了三道贝壳砂堤，即所谓冈身。”（同上书，第9页）
这里提到的冈身，根据北宋绍熙间（年）《云间志》记载：“（古冈身）在县东七十里，凡三所。南属于海，北抵松江，长一百里，入土数尺皆螺蚌壳，世传海中涌三浪而成。其地高阜，宜种蓺菽麦。”事实上，这就是一道最早存在的海岸线，其“西界大约北起太仓，南经外冈、马桥至漕泾（金山东）以东；其东界北起嘉定，中经南翔、莘庄、竹港，南至奉贤、柘林附近。冈身走向略似弓形，东西最宽处达10里，最窄为4里。”（仲富兰，《说冈身》原载年11月18日《新民晚报·连载版》）
从地质发展的过程看，这条宋代就已得名的古老贝壳堆积而成的“冈身”，其实就是长江下游平原最初的海岸线。今天上海市区的主要区域（包括浦东）其实都位于冈身以东，是这一区域逐渐延伸的结果。这些今人眼中居于上海西部的古代遗址，从另一个角度看，其实处于历史上环太湖平原的最东端。
所以，我们或许可以打破一种以上海为中心的思维定势，以太湖为新的中心，重新审视这一区域东部的发展历程，从而解开“上海的历史存在一段巨大空白”的难题。
打破“上海中心观”
依据《水经注·渐江注》，“汉高帝十二年，一吴也，后分为三，世号三吴，吴兴、吴郡、会稽其一焉”的记载。长江下游平原的行*管理并没有在战国以后荒疏。从秦代一统江南的会稽郡（郡治在苏州），到汉代初期已被一划为三，分别是“吴兴、吴郡、会稽”，号称“三吴”。其中吴兴为太湖以南钱塘江以北广大区域，和今天浙江湖州略同。新的会稽郡为钱塘江以南的浙北地区。而吴郡则包括长江下游平原剩下的部分，其郡治依然在苏州。
事实上，作为前会稽郡，以及新的吴郡的首府，苏州始终保持了太湖以东地区最大都会的地位。而在吴郡的属县中，其郡治以东设有娄县，包括了上海当时已经成陆的大部分，县治在今天昆山东北，大抵东极太仓。至于今天上海已成陆的南方小部，则归属于吴郡的海盐县、由拳县，即今天嘉兴东北。
从地域远近亲疏而言，长江下游三角洲的核心位于苏州，其最东部沿海的部分分属娄县和海盐。这两县位置，娄县属于吴郡近郊，自有发展契机；而海盐按照《史记·货殖列传》中“（吴郡）东有海盐之饶……亦江东一都会也”的说法，同是富饶之地。而上海成陆之区可谓是两县之间（共管，又共不管）的交界地段。并无异常之处也就并不特令人称怪了。
其原因在于，正如上海的母亲河吴淞江（苏州河）独特的构词方式提示我们的那样，上海始终作为吴会之都（苏州）和淞江相连的一部分而存在。苏州之所以为吴郡首区，在于它坐拥太湖主要出水口吴淞江的上游，而它的下游，则分为娄江、东江和松江三条主要河道。［有人考证娄江、东江皆不可考，只有松江，即吴淞江一条（王建革，《从三江口到三江娄江与东江的附会及其影响》，《社会科学研究》，年第05期），笔者亦持这一观点。］而太湖以东作为一片扇形低洼平原，其出水口至海岸线之间，自然形成了一片长期承受湖水泛滥之虞由河道与湖泊组成的低地沼乡泽国。因此在很长时间里也就保持了娄县和海盐、由拳这南北高地之间的中间地带。
由此来看，在上海逐渐成陆的早期阶段，本地区的发展趋势是以苏州（太湖）为中心，沿着苏州-娄县，以及苏州-海盐、由拳这两条路线，所组成的一片扇形低地。扇形中间部分是吴淞江下游时常漫溢且受洪涝威胁的区域。
早期的史前遗址主要分布在这片区域外围或临近太湖的高地上，即是这一状况的结果。而随着历史发展，低地开发，则有扇形两边向中间收缩的趋势。在空间上，表现为吴淞江的漫溢区域缩小，河道进一步规范。在人文上，则表现为扇形两边（娄县与海盐、由拳）人口向中间地带的迁移、填充。
因此，从区域开发的整体角度看，上海早期发展的中心不在“上海”，而在外围（今天的周边县市），也就是一件显而易见的事情了。
圩田体系的影响
上海得到地方*权的真正重视，或许在三国吴国时期。《三国志·吴志》记载：公元年（建安二十四年），东吴孙权封右都督陆逊为华亭侯。华亭为当时由拳县东境邮亭，在今松江境内。嗣后，东吴*权又选择在吴淞江下游的青龙镇（今天青浦区的白鹤镇）修建船坞，建造青龙战舰——该镇也由此而得名。
不可否认，青龙镇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代，然而实际记载与考古资料支持其始于唐代（三国至唐的五百年时间都缺乏资料证实）。这与公元年（唐天宝十年），华亭县的设立有着天然联系。华亭县治所在今天的松江老城，并且被后来的松江府、县所延续。而这一区域就位于之前提到的扇形区域中间位置。
经济的发展带动人口流入，而人口增长产生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农田的开垦。这一进程在唐代中后期“安史之乱”地方藩镇力量各自为*之后，变得尤为显著。每地**官员。都以开发本地农桑为要务，以其获得足够的经济支持。唐代宗时，苏州、嘉兴等地就广开平原沼泽为屯田垦区（《太湖地区水利的建设和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