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福州人又是什么样？
现在的福州人多数自己也说不上来。福州老一辈有一种乡野奇谭，说通体白色的人才是真正的“福州本地人”，这种传说可能源自上古白化崇拜，但也难觅根源。
如果我们能乘时光机，穿越到先秦，问一问诸国史官，“福州本地人”到底是不是这样奇特，可能会发现，当时的“外地人”们，其实也说不清“福州人”是什么样，甚至连如何去到那里也不清楚。
“闽在海中。”
在邈远的《山海经》时代，中原人无从了解，福建并非不通陆路的海岛。这是因为峻拔的武夷山脉，如屏障一般，隔绝了窥探的目光，也熄灭了大举南下的蠢蠢欲动。福建的早期历史，正因此而神秘莫测。
本文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10月28日专题《三山旧梦》的B02-03版。
「主题」B01丨三山旧梦
「主题」B02-B03丨闽都别记
「主题」B04-B05丨三山行迹
「社科」B06-B07丨海山纪闻
「艺术」B08丨《小金蛇》死亡教育，或一个另类的成长寓言
撰文
张继州
冶城
铸城记
今日群山环抱中的福州平原面积居全省第二，但在古时，闽江的入海口远比今日宽广，如今的福州城区，汉代以前大部分尚在海平面以下。与生齿繁衍快速的中原隔绝，又兼山多地少，上古时期，仅有少量先民，在闽江沿岸的山麓建造房舍、烧制陶器，过着渔猎生活。我们可以在闽侯昙石山博物馆看到距今四五千年的遗址。虽然这是福州文明的开端，但远谈不上先进——在“昙石山文化”中，未曾发现金属冶炼技术的应用。并且，通过分子人类学研究推测，昙石山先民可能是南岛语系人群的祖先，和现在的福州人并无血缘关系。换言之，昙石山文化，已经消逝于文明之海。
昙石山遗址，张继州摄。
春秋战国时期，越人南下活动带来了冶铁等先进的技术，从考古发掘和古人的传说中都能相互印证。福州城北的名胜“欧冶池”，据传为春秋时期越人欧冶子铸剑之所；无独有偶，越王勾践苗裔、闽越王无诸于公元前年建立的闽越王城，也就是最初的“福州城”，被后人命名为“冶城”，又名“东冶”。
冶城未曾经历过完整的、全面的考古发掘，仅能通过文献与勘探相结合的形式，大致推测出它的范围：介于屏山（又名越王山）、冶山之间，跨越鼓屏路（福州传统中轴线）两侧。上世纪90年代以来，屏山市场等处的冶城遗址经过数次考古发掘，发现了汉代“万岁”瓦当和大型建筑夯土台基，这极有可能就是闽越国宫殿的遗址。无诸或许就是在这里接受汉高祖册立，成为“闽越王”，统领一方百姓的。
冶城遗址出土的“长乐未央”瓦当，张继州摄。
相比南越国辉煌灿烂的考古遗存，闽越国的出土文物并不丰富，但足见中原先进的冶炼文化和建筑文化早已流布、扎根于东南海峤。许多闽越国遗址中都出土过兵器，可见闽人的日常生活由昙石山文化以来的“饭稻羹鱼”，变得耕战兼备。这与闽越国好征伐的史实也是一致的。
无诸死后，闽越国陷入争权之乱。闽越王郢夺位后向外扩张，攻打东瓯国、南越国。南越向汉廷请援，武帝派兵南下讨伐，郢的弟弟余善弑兄夺位。余善的反叛之心超过之前的闽越王，不仅派兵杀害汉*校尉，更私自刻“武帝”玺，公开反汉。汉武帝遣*海陆并进，攻取冶城。余善为闽越国贵族所杀。
公元前年，汉廷以“闽越悍、数反复”为由，将闽越居民迁往江淮一带，“地遂虚”。
冶城遗址出土的汉菱格纹铺地砖，张继州摄。
历史上的闽越人是否的确如《史记·东越列传》记载的那样，从故土消失、从历史长河消逝？分子人类学家、复旦大学李辉教授的研究表明，今日闽语人群的父系Y染色体中已不存在闽越成分，也就是说，他们更可能是后期北方移民的后裔。
但是，消失的古国闽越在后世的福州民间，却有着很强的“存在感”。台江名胜大庙山，传说为闽越王无诸“钓龙台”所在地，后世在此立闽越王庙，并在山巅设风云雷雨、境内山川城隍神坛。传说中的闽越王无诸墓所在地亦有庙，至今遗留“祖庙”地名。至于民间将闽越王奉为主神的庙，或将闽越王奉为“境主大王”的庙，更是不在少数。
在民间信仰层面，比闽越王更知名的“闽越系”地方神有白马王。民间传说闽越王郢有子，号称“白马三郎”，富有勇力。有巨鳝在东郊鳝溪为害一方，白马三郎率部将前往射鳝，为民除害，不幸与鳝同归于尽，民间遂奉祀白马三郎及其部将。唐宋以来，朝廷累次加封为“冲济广应灵显孚佑王”，成为福州民间信仰中最重要的神祇之一，鳝溪也成为宋代以来的官方祈雨地。有一种说法认为，白马王信仰的升格，与闽国创建者王审知借助白马三郎强调“闽地本位”，进行自我提升不无关系。这种对于上古记忆的反复重构，是我们今日仍然能与两千年前的闽越国在精神上“对话”的基础。
鳝溪祈雨石刻，张继州摄。
闽王祠
凡圣之间
庆城路是福州很有名的美食汇聚地。这里有一家店以水煎包著称，福建人日常较少吃面食，这道小吃颇有北方风情。如果一定要给它“寻根”，我们不妨去庆城路中段高大的红墙背后看一看——这里竟有一座高达4.9米的巨碑，它的龟趺已经低于现今的地面一米左右，足见它所处的地层何等久远；但黝黑的“将乐石”碑身上镌刻的文字还历历可读，又显出它历久弥新。它就是唐代“恩赐琅琊郡王德*碑”，是福州乃至福建历史的重要证物。
闽越国灭亡后，直至晋代，福州的人口都十分稀少。“永嘉之乱”后，大量北方士民南下避祸，史称“八姓入闽”。人口增长使得福州地位提升，终于由东晋太守严高主持修筑了历史上第二道城墙。进入隋唐，福州的发展建设渐多。如唐贞元十五年（公元年），观察使柳冕为皇帝祝寿祈福，建无垢净光塔，如今塔毁碑存，为福建全省最古碑刻之一。元和八年（公元年），郡守裴次元为进行*事体育训练，在冶山南麓修筑马球场，遗址现已被考古发掘并公开展示。
不过，此时的福州，仍然是边陲蛮荒之地，史书上的记载仿佛片鳞只爪，难窥全貌。让福州迎来第二次发展高峰的，是以闽越国继任者的面貌出现的“开闽王”王审知及其后嗣。
唐末群雄并起，竞相割据。河南光州固始人王审知同兄王潮率部南下，攻取福州，福建各地纷纷归附。王潮去世后，王审知掌握**大权。他吸取了昔日地方*阀走马灯般更迭背后的教训，着力休养生息，安抚民心，使众多流离失所的农民重建家园，恢复耕作；重视商业，特设职官“领榷货务”，并开辟甘棠港开展海外贸易；招贤揽士，推行文教，设立四门学“教闽士之秀者”；扩建了福州“罗城”，使今三坊七巷等地圈入城内，还创建一系列佛教寺院。王审知的一系列“德*”使他获得士民拥戴，唐哀宗加封其为琅琊郡王，并铭刻其功绩于前文所述的“德*碑”上，立于王氏故宅之内。
闽王祠张继州摄。
在唐末五代烽火不休、纷纷扰扰的大局中，王审知是非常清醒和具有远见卓识的统治者。福建僻居海隅，武夷山如同天堑，与蜀中相酹，适合割据一方、自立门户，但已经深得民心的王审知“宁为开门节度使，不做闭门天子”，仅在唐亡后接受了后梁的“闽王”封号，却从未称帝，依然将心思放在了富国强民上。王审知统治的时期为福建奠定了后世经济文化繁荣的基础，是故王审知被后代誉为“八闽人祖”。
王审知薨逝后，葬于北郊宣陵。这里如今荒草萋萋，因为明中期即被守*盗掘一空依山而建的巨大陵墓里只有两个空空荡荡的地宫。联想到吴越国钱氏陵墓历代被有司和百姓守护，闽国王氏陵墓的遭遇令人叹惋。但，这何尝不是王审知后代骄奢淫逸、骨肉相残结出的民心背离之果呢？
福州人对闽国王氏的“崇德”“报功”仅限于王审知兄弟这一代。他的继任者王延钧称帝后，大兴土木建筑宫室，崇佛佞道铺张靡费，同时信任权奸，妄杀臣下。闽国内乱自此始，皇室互相残杀，百姓生灵涂炭，更招致南唐和吴越竞相攻伐，最终公元年，闽国为吴越国吞并。
尽管闽国后期仁义不施，但仍然留下了宝贵的物质文化遗产。如福建大型石塔的开端之作，公元年建成的崇妙保圣坚牢塔（俗称乌塔）；闽国海外商贸交流的宝贵证物，现藏福建博物院的闽王儿媳刘华墓中出土的孔雀蓝釉陶瓶等。公元年，郡守鲍修让以闽国宫殿木料建成的华林寺大殿，是长江以南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亦是国之瑰宝。
乌塔，小飞刀手绘。
自王审知攻取福州，直到闽国灭亡，仅有短短52年的时间，但在福州乃至福建历史上，这短暂的半个世纪意义非凡，不仅因为闽国是福建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独立的封建王朝，更因为它代表着先进的中原文化的传播，代表着闽地文化发展的先声。福州有宋代乃至后世的恢宏气象，全赖闽国奠基。这就是福州人为何如此地怀念闽王的仁*。明人徐熥的诗中记载了闽王祠祭祀的场景：“庆城灯烛夜辉煌，照见丰碑字几行。此是先朝汤沐邑，年年歌舞祭闽王。”如今，“闽王王审知民间信俗文化”已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闽国对福州乃至福建更为深远的影响，已非只言片语所能概述。
鼓山石刻
风流逝水
若要再寻一处闽王祠，福州东郊的鼓山是意想不到的去处。鼓山是福州最著名的风景名胜。古人常说福州“旗鼓相当”，然而西郊的旗山知名度远不及东郊的鼓山，个中缘由是鼓山多了一座被誉为“闽刹之冠”的涌泉寺。它是王审知迎请高僧神晏为国师所肇建，历经千年的心印相传，在闽台拥有极大的影响力，属寺遍布福州乃至海外，近代名僧虚云亦在此出家、受戒。因为这样的因缘，涌泉寺伽蓝殿隔壁就是闽王祠，这位崇佛的一方诸侯便在此日日与晨钟暮鼓相伴。
传说神晏国师在灵源洞侧畔坐禅，嫌弃水声喧哗，大喝一声流水遂止。故而，灵源洞别称“喝水岩”。此地石壁峭立，环境清幽，宋时已成为游览胜地。公元年，第一段摩崖石刻被镌刻上灵源洞侧畔的崖壁：“邵去华、苏才翁、郭世济、蔡君谟庆历丙戌孟秋八日游灵源洞”。蔡君谟即是书法“宋四家”之一的名臣蔡襄，他在这段石刻两侧又留下了“国师岩”“忘归石”两段巨字榜书。此后的游人在鼓山留下了约段摩崖石刻，其中宋刻有段。单在灵源洞附近，就有鳞次栉比的段左右，将数面山崖占得满满当当，其中还有朱熹、李纲等宋代名人题刻。不愧为“东南碑林”。
涌泉寺本身，也是“寻宋”的好去处。山门前矗立着两座北宋元丰年间烧制的千佛陶塔，高近7米，国内罕有。双塔结构精巧，是宋代木构建筑的真实摹刻。塔下铭文记载：“闽县永盛里清信弟子郑富与室中谢三十一娘，各为四恩三有，发心敬造贤劫千佛宝塔一座”，这两座陶塔并非王公显宦的施舍，而是民间募捐而成，可见宋代福州民间经济富裕，匠人技术也相当高超。
涌泉寺陶塔张继州摄。
进入宋代，伴随着人口不断移入繁衍，全国经济重心南移，以及商品贸易的发达和新商路的开辟，福州已渐成东南都会，位列全国十大城市。更值得一提的是，福州的文化教育在宋代尤其发达。蔡襄、赵汝愚、程师孟、曾巩、辛弃疾等文化名家先后镇守福州，发展教育，出生于闽地的理学宗师朱熹更是为避“伪学”长期在福州讲学。正如春风化雨般，福州在两宋涌现了名进士，其中更有7位高中状元。靖康之乱后，宋室南迁，管理大量皇家宗子的西外宗正司迁入福州，令福州的地位进一步提升。明代学者*仲昭概括福州文风道：“闽虽为东南僻壤，然自唐以来，文献渐盛，至宋，大儒君子接踵而出，仁义道德之风，于是可以不愧于邹鲁矣。”
正因如此，福州的宋代遗迹才如此丰富多样，堪为“寻宋之旅”的首要目的地之一。
若您醉心书法和名人旧迹，除了鼓山，城内的乌山和于山也是宋刻遍布之胜地，乌山上更有宋哲宗之女吴国长公主驸马潘正夫的题刻，记载着靖康之乱后，皇室“循赣水走湘湖、濒南海而迭闽川”的一段颠沛流离。古建筑爱好者也不难发现，福建省三大宋代木构中,有两座位于福州，除了前文提到的华林寺，尚有罗源的陈太尉宫，为我国现存唯一的宋代民间庙宇。木构之外，福州的石构建筑同样发达，长乐圣寿宝塔、连江仙塔以及福清海口桥、闽侯十四门桥，都是宋代工匠留下的杰作。
若是要看更贴近宋代人日常生活的文物，福建博物院里南宋*升墓的出土丝织品值得一观。极难保存的古代织绣，在这里一次竟出土了件之多，不乏精妙入微的极品，是复原宋代上层妇女服饰的重要依据。如果觉得宗室夫人*升的遗物太“高大上”，福州乡村有大量“接地气”的宋代古井和古桥，同千佛陶塔一样，都由当时的普通民众捐修而成，其中许多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仍在发挥作用。一些宋代善男信女同一家族的后代，在重修桥梁的同时，还会把自己的姓名与老祖宗并列刻上。这就是千年血脉相承的具象化。
福州南宋*升墓出土衣物上的罗绣佩绶花卉图纹样，出自福建省博物馆编《福州南宋*升墓》考古报告。
在具体的文物之外，宋代福州更是在思想文化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在此留下了《道山亭记》等诗文，描绘了“麓多桀木，而匠多良能，人以屋室巨丽相矜，虽下贫必丰其居”和“万家市井鱼盐合,千里川原彩画明”的富饶场景；南宋爱国词人张元幹为主战派李纲丞相写下“要斩楼兰三尺剑，遗恨琵琶旧语”的词句，堪为闽侯李纲墓前牌坊上的“古社稷臣”作注脚；一代词宗辛弃疾为福州西湖写过“烟雨偏宜晴更好，约略西施未嫁”的溢美名句。此外，福州宋代的宗教文化也相当发达，*裳在福州刊刻的《*和万寿道藏》是我国第一部刻本道藏，而东禅寺刊刻的《崇宁万寿大藏》是中国南方系统的第一部佛教大藏经。福州也是宋代禅宗中心，《五灯会元》中有众多福州高僧法语，雪峰崇圣禅寺位列禅宗“五山十刹”之一。
宋代福州的丰饶不胜枚举，然而“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当南宋走向风雨飘摇，昔日太平乡里、大后方福州城也自难幸免。福州的这一页历史，又会写下怎样的故事？
泰山宫
残照犹辉
前面提到辛弃疾曾经任职福州，留下了优美词作。其实他在福州过得不算快乐，因为得罪朝臣，被弹劾“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旦夕望端坐闽王殿”，于是就辞官回家了。其实闽国灭亡多年，福州人虽然纪念着王审知，也崇奉着王审知的化身白马王，但是做都城是什么滋味，却早已忘却了。
天有不测风云，闽国灭亡后年，福州竟然又当了一次“首都”。更离奇的是，这一次皇宫不再位居全城中心，竟然落在了与鼓山隔闽江相对的林浦村里。
林浦人有许多引以为豪的事，比如老祖宗在明代“七科八进士，三代五尚书”的科举奇迹，比如因保存了祠庙、民居、书院等众多明清建筑，位列省级历史文化名村；然而最令林浦人感到无上光荣的还是“宋帝行宫”，也就是泰山宫。
林浦泰山宫，张继州摄。
宋德佑二年（公元年），蒙元攻陷临安，陆秀夫、张士杰、陈宜中，与益王生母杨淑妃、国舅杨亮节等汇合，一起护送9岁的益王赵昰、4岁的广王赵昺，以及*民三十万渡海来到福州，在立有石塔作为航标的邵岐登岸，进入林浦村平山堂暂居。赵昰在城内垂拱殿即位（后谥为端宗），改福州为福安府，仍以平山堂作为行宫。不久后，文天祥也来到福州，共谋国是。由于元*南下，福州守臣献城投降，小朝廷又退回林浦村，十余天后再次浮海出逃，竟一去不返。
虽然成为南宋流亡小朝廷行宫仅有短短半年，但别样的记忆已经刻入了林浦村民心中，并以奇特的方式代代相传，以为纪念：平山堂行宫被改为供奉东岳泰山康王的“泰山宫”，村民认为，康王就是南宋开创者高宗赵构，他的两个“世子”就是两位逃到林浦村的小皇帝；泰山宫的“总管”神是陆秀夫、文天祥、张士杰等人的化身。至于陈宜中，因为是“庸臣”，将他单独立庙，供奉在外。
纵然有人认为这种附会纯属无稽之谈，林浦泰山宫也是优秀的福州传统宫庙建筑。背倚着庙门的是宽阔的倒座戏台，上方是盘龙刻凤的精美藻井。林浦特色的曲艺“安南伬”今日仍在此处献艺，保存了古建筑的“活态”。正殿和戏台通过天棚勾连，合为一体，无风吹雨打之虞。殿内是描金的神龛，康王踞坐其中，虎视眈眈，不怒自威。私以为，若这就是赵构，以这般勇武之气，何尝不能北定中原？每年正月，林浦村民会举办康王出巡活动，为乡间一大盛典，数十青年男子抬着康王神像步出庙门，多次耸动神轿，高声呐喊，气氛令人动容。
福州民间对宋末忠臣的纪念地远不止这一处。若论宋末忠臣中信仰面最广的，当属状元、参知*事陈文龙。传说他在杭州西湖遇害殉国后，血衣漂流到仓山阳岐村，乡人感其忠贞而立庙奉祀，并分灵多处，后世加封陈文龙为“水部尚书、镇海王”，成为航行保护神。陈文龙是莆田人，因而尚书庙会借“尚书省亲”的名义，扎制纸船焚化，送陈文龙尚书回莆田，实际上与闽南台湾的“烧王船”民俗异曲同工。义序村供奉的“三位国公”是宋末忠臣越国公张世杰、忠国公杨亮节、显国公李庭芝。抗元英烈、扬州都统使杨梦斗是长乐东渡人，他的故乡和福州北郊灰炉头均建有杨公祠。
耐人寻味的是，福州人对于元末的忠臣也同样纪念。当明*将领汤和攻打福州的时候，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柏帖穆尔合家殉国。明时福州人哀其忠烈，就其故宅立庙奉祀。柏帖穆尔的小女儿才十岁，最为明人哀怜，故柏郎中庙又名柏姬庙。
福州是一座包容的城市，并不因为民族和*治立场有别，而对爱国忠义行为进行区分或排斥。不过，历经数百年，福州人已经忘却了柏帖穆尔殉国一事的来龙去脉，仅把柏姬讹传为“白鸡小姐”供奉至今。
也算趣事一桩。
文/张继州
编辑/李阳李永博
校对/薛京宁